认识他的人都叫他黄老师，他确是当了十多年老师，后来才转行去了粮食部门。他的官名叫“黄宗霖”，乳名叫“秋发”，他是我小学的启蒙老师。我在《童年和少年》的回忆录，对他有较长的回忆：

在当时的老师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黄宗霖老师。他是本村人，一九四九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解放后，从部队到海南行政公署公安干部学校学习，并留下当过一期教员。对他的这段历史，他感到很荣耀，常常跟我们和旁人说起，弄得大家有时也以此跟他开玩笑。土改时他家庭成分被评为富农，后来转业到我们小学当音乐教师。他教唱歌时，总要先咳嗽一下，来一趟1234567i，i7654321，然后才开始教唱歌。

他指挥唱歌的姿势，是用两只手往下斜拉，我们的同学都觉得他教歌怪，打拍子也怪，平时都学他的样子和动作。有一次，我们一帮半大的小孩晚上在村道上玩，我让他们排成一队，由我教他们唱歌，我当指挥，动作是按黄老师的，先咳嗽一下，来一次1234567i，然后领唱，刚好这时他来了，被他重重地敲了一下脑袋，并说：“你敢学老师，学老师！”

那时候，小学里每天早上都举行升国旗仪式，下午降下国旗。升降国旗是很严肃的事情，大家要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有一次，一位姓黄的同学在降国旗时走动，被他发现了，降下国旗后，他马上走上去，从头发抓这位同学，并打了几巴掌，头发也掉了不少。这位同学哭着回去告诉母亲，母亲带着他来找黄老师，说；“宗霖啊，你为什么打他，他还是个小孩子。”黄老师气势汹汹地说：“妇道人家不懂事，我打他是爱他，他是姓黄的兄弟，我才教他，否则他要犯法呢！”

有一次，村里有人杀牛，那时牛肉很便宜，十多二十元就可以买到一头牛，他买了很多牛肉，在学校煮来吃，不知道是吃得太多还是什么，肚子痛了，他就叫我给他按肚子。因为我家靠近学校，经常到学校玩，这样的效劳是不能少的。当时，全村人，包括其他教师，只有他一个人带手表，再就是学校有一个大时钟，也走得不那么准。有一次他洗澡，把手表脱下放在桌子上，有一位同学叫邢孔虎的，觉得好奇，站在那里看，并用手指指着正在走动的秒针说：“看，看，这支针会动。”这时正好他出来看到了，被他重重地敲脑袋，可能敲得太重了，这位同学哭着回家告诉母亲。他母亲带着他来学校找黄老师，黄老师不但不赔礼，反而骂这位同学和他的母亲，说：“你儿子把我的手表拿起来，扭来扭去，你不说他还要护着他。把手表扭坏了，你家的牛也赔不起。”孔虎的母亲听说，反而把孔虎骂了一顿。当时一只上海手表要60元，而一头牛只值20多元，一头牛确实赔不起一只手表。

我早就答应替他写篇传记，宣传他复杂、曲折的人生，歌颂他伟大的为人。几次动笔后又停下来，主要是觉得他这个题材太好了，担心文章写得不好浪费了。原来为他写过一首诗，他表示满意，诗曰：

赠黄宗霖老师

（2003年11月7日）

（一）

琼南知闻黄老师，      五县三市名雀起；

老牌中学读毕业，      革命童军递消息⑴。

立国前夕进琼纵⑵，     决胜后期战南壁；

军营穷汉缺笔墨⑶，     部队文员⑷誉军旅。

（二）

遴选警庠⑸受重视，    晋升教官⑹课警士；

春风得意马蹄疾，     平步青云正得志。

前途受阻评富农⑺，    后院着火褪戎衣；

改甲归教当园丁，     新坡黄流育桃李⑻。

（三）

卧身鱼梁遇水蛭，    反共标语疑案例⑼；

案犯被逮雪冤怨，    教师转行售粮食⑽。

挑肥捡瘦月老歉，    年近不惑姻缘至⑾；

全家服务粮管所⑿，   维持温饱略富裕。

（四）

今日河东明河西，    粮价放开百姓利；

妻室子女皆下岗⒀，  粮票米证均过期⒁。

离休月份不准确⒂，  状告多年无结局；

牢骚满腹怨薪低，    婚丧升梁唱唱戏。

（五）

黄老先生好心地，    急难他人胜于己；

见义勇为惩腐恶⒃，   热心公益持正义。

尊重知识爱才子，     爱吹几句夸自己；

优点不足分七三，    人无完人看整体。

注：⑴黄老师十六岁就为地下党送信；⑵琼崖纵队；⑶当时参军的多是穷汉，没有文化；⑷黄老师是初中生，当部队的文书；⑸广东省警官学校；⑹后来升为警校教官；⑺家庭成份被评为富农；⑻因家庭成份不好，转业当教师，曾在新坡、赖元、黄流等地当小学教师；⑼由于出身不好，路过散发反动标语现场，被疑为散发者被抓；⑽平反后不想当老师，转去粮食部门，当时粮食部门比较优越；⑾他原来在家有包办婚姻，后来提出退婚，找了几个对象都没有成功。近四十岁才结婚；⑿他本人、妻子及女儿、女婿均在粮所工作；⒀由于粮所属死火单位，爱人和子女均无工作；⒁粮票和粮食供应证都过了期；⒂他于1949年8月参军，转业时只写1949年参军，月份不明确，没有办成离休，只办了退休。⒃退休后，敢于与小偷扒手作斗争，荣获海南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这首诗虽然平仄不太符，但内容涵盖了他的一生。黄老师今年七十六岁了，前段身体出了点毛病，终因他命大福大，遇难呈祥。他一生有三大“憾事”，一是他家庭成份被评为富农，迫使他脱下军装，由革命军官变为教师；二是一九六一年由于出身不好，路过散发反动标语现场，疑为散发者被抓。平反后不想当老师，转去粮食部门，当粮所农村干事。后来粮食部门死火，退休时工资仅有几百元；三是他于1949年8月参军，符合离休条件。在换发转业证书时只写1949年参军，月份不明确，没有办成离休，只办了退休。经过十多年的反复上访，反映问题，至今未得到很好解决。

   黄老师他早在读小学时，就接触中国共产党，为“海塘乡”（当时我们村属海塘乡，英海和丰塘村的合称）的地下党送信件。那时是一九四六年，正是解放战争时期，他仅有十七岁，但他人小志气大，心怀革命，勇敢地投身解放战争。有一次在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海塘乡”乡长邢福标扣留关押。他家当时广有田园，是个殷实人家。他家当时有三兄弟（后来还有老四），他是老大。父亲托人讲情，花了三百光洋将他保释出来，让他继续读书。

   他不顾亲友的劝阻和父亲的反对，继续靠拢组织，积极参加地下党的活动。当他正在读初三年级时，他的急进面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为了保护革命青年，由当时“海塘乡”地下党组织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七日晚，通过地下秘密联络站，将他送到设在乐东县万阳镇（今属五指山市）的琼崖纵队部，后被安排到南进支队当战士。从那天起，他就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从他入伍的那天到一九五零年五月一日海南岛全境解放，以及解放后的清匪反霸斗争，黄宗霖以一介书生，随着海南解放的脚步，奋战在海南的热带丛林中。他原来不懂开枪，到部队后班长教他开枪后，马上投入战斗。他先后参加过解放铁炉港、牙龙湾、手板、榆林港的战斗，为海南的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解放榆林港的战斗打得最惨烈了，国民党守军为了给他们从海上撤退争得时间，疯狂垂死挣扎，重型机关枪把守主要路口，子弹铺天盖地向我冲锋部队扫射。当时我军没有重型武器，完全是靠人的勇敢和拼命精神，特别是“驳壳枪班”的战士，他们凭着熟练的巧妙动作和高度命中率，奋不顾身的往前冲。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去，黄宗霖提起“九五”步枪，要跨出用米袋搭起的掩体，向前冲去。班长一把将他拉下来，他刚伏下，一梭子弹从他头顶射过。解放榆林港的战斗，他们班战斗勇敢，荣立集体三等功。

海南全境解放后，国民党残兵败将退入山林，为非作歹，妄图卷土重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立即投入清匪反霸的战斗。黄宗霖随部队先后参加过南斗、黑土、过岭乡等七次剿匪的战斗，为巩固人民政权立下了功劳。由于他作战勇敢，加上他是初中生，在革命队伍中算是文化人，他很快就被提拔为正排长，部队连级文化教员，为提高部队的文化素质，他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一边行军作战，一边自编教材，利用休息时间教战士们认字写字。几十年后，那些战士被提拔为部队或地方长官后，碰到他都给他行一个军礼，热情地叫他“黄老师”，这是他为什么一生喜欢人家称他为“黄老师”的原因之一。

一九五三年为了加强公安部队建设，从部队抽调一批素质比较高的军官到公安学校学习。黄宗霖作为出色的军官被抽调，先后到海南行政公署公安干部学校、广东军干学校深造，成为海南首批公安干部。有一年，有个年轻的公安战士对他不礼貌，他说：“我是老公安了，按辈份，你是‘公安孙’，应称我一句‘公安祖’。人民公安爱人民，对人讲礼貌！可不要忘记了。”说得那位年轻的公安战士马上赔礼道歉。

    黄宗霖正在青云得志时，家庭被评为富农使他的进步受到严重影响，思想受到严重打击。

他的家乡原是崖州佛老里榕树堂村，约于一九三Ｏ年因为盗匪利害，村子解散，大部分村民迁入新坡村。他们家当时有水旱田一百多亩，家庭殷富。搬到新坡村后，盖起一幢瓦房和一间搁搂。他是家中的长子，出生不久，他母亲逝世。父亲续弦后，继母对他疼爱有加。他本来长得高大威武，是个标准的军官身材，五岁那年患了天花，由于他抵抗力强，免了一死，但在他脸上留下十几个大麻子。村里比他大一辈的人或同辈人都叫他“花脸黄宗霖”，对他不好的人说他“十个花脸九个恶，不恶也不会花脸。”一九五三年土改，按他的家庭财产，本应评为地主，因为他父亲参加生产，不雇长工，故被评为富农。

    被评为富农，首先受罪的是他父亲。人家都叫他“秋发爹”，本地风俗，结婚有了小孩后，不再直呼其名，而是在他大孩子的名后加上一个“爹”字，作为他的通用名字，人家都叫他“秋发爹”。

“秋发爹”是工于心计的人，一九五八年刮“共产风”，私人的木料随便去拉来盖社队室，私人储备盖房用的砖头，未经本人同意，也没计价付钱，就拉来盖文化室或建高炉炼钢铁。

他闻到风声后，在夜里偷偷将准备留给他建坟墓的三千块砖，运到他家祖坟旁边埋到地下，并且几十年间从不对任何人说起，直至他临死前才说出来。

对于他能活到九十岁，村民都觉得不可理解，他可是村里受难最大最多的人呀！土改那年，因为他家土地多，被评为富农。光是富农分子，还不至于受这么大的苦。还有一件悬案，到他死时也没有搞清楚。案情发生的过程也不复杂，他和同姓兄弟，争一块两亩大的水田的所有权，两家纠纷，发生过械斗。

后来经族长调解，双方同意请官府判决，官府判归谁就是谁的。区政府判不下，双方写诉状上县府告状。从家到县城有一百多里路，并且多是山路。那时没有汽车，两兄弟只是走路去县城。

县官也没有判出结果来。他回到家后，却不见那位同姓兄弟回来。后来在县城的海边发现了他的尸体，那位同姓兄弟的子女怀疑是被他暗害了。

解放前他的子女就已开始告状，但他始终不承认是他害死的。在族长的调停下，他当年出钱请和尚给死者做过追悼，但并不承认人是他杀的。因为请和尚为死者做法事，超度冤魂，反而被人家抓住把柄：“你不杀人，为什么要花钱做法事？”

因为“秋发爹”是五类分子，经常被批斗。此事年轻读者可能不清楚，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人民公社化那阵，农村每到各个生产大忙季节，如插秧、割稻、春耕、冬种、冬修水利等季节，公社或生产大队总要以抓阶级斗争的名义，把农村的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和坏分子），集中起来批判斗争，大批促大干。实际上就是杀鸡给猴看，吓一下不积极做工的人。

村里其他五类分子，与人无恩无仇，没有人去打他们。因为他杀人疑案在身，每场批斗，死者的子女亲戚，都拥上台来，对他拳打脚踢。他们是怀着报杀父之仇之心来揍他的，尽往人的要害处招呼，直至将他打倒在地才罢休。每次批斗后，不是重伤就是轻伤，不是内伤就是外伤，一年内一般不少于十次批斗。按理他是甚难长寿的，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他却异常的长寿。

他头上戴着富农分子帽子，本人也工于心计，善于打小算盘，但在一些事情上又不检点，总是吃亏。一是嘴巴多，爱说话；二是贪小便宜。因此，总是成为主要批斗对象。正如他一位近宗兄弟说的那样：“他死就死在那个鸟嘴不关好。”

有一次，他坐在村中药铺旁边，看到有位老妇人来捡中药，他跟人家开玩笑说：“妈子，你要不要买棺材？”对家里有病人的人，说这样的话是犯大忌的。那老妈怒火万丈，冲到他面前向他脸上直吐口水。并当场脱下裤子，用裤子直打他，并用裤裆套在他的头上，口里连说：“生魂死鬼，你说的不灵，你说归你自己。”那时老妇人一般是不穿内裤的，幸好上衣比较长，把私处遮住了。

本地风俗，如果有人对你说了犯大忌的话，为了消灾脱难，一是吐口水，二是用尿裤打他并用裤裆盖他的头。那位妇人为了亲人平安，不顾自己出羞，当众脱裤打他。被人用女人的裤裆打，那是倒大霉的事，怪不得他要倒霉。这也罢了，那位妇人还到大队部告他打击贫下中农，又惹来一场批斗和一顿拳打脚踢。

因为他是五类分子，被管制的对象，不准随便外出，每月要向村治保主任汇报情况，接受监督。生产队里什么重活，没人肯干的活，都安排他去干，他不敢不服从。在他体力好管耕牛的时候，队里那块烂泥田的耕作，一向都是由他负责。烂泥田烂泥没到大腿，连牛都难走动，听了队长安排工种后，大家都觉得他可怜，有人说：“秋发爹不死是命大。”

年纪大不能掌管犁田耙田的农活后，如果是贫下中农，则不需做工了。因为他是富农分子，还得进行劳动改造。生产队在山上种了一片甘蔗，必须派人看守，不然的话，会被人偷吃或野物破坏。那时山上的野猪多，如果没有人在晚上去赶，野猪就会把甘蔗糟蹋干净。

看守甘蔗要在山上过夜，山上蚊子多，又没有蚊帐，夏天常常被咬得全身发炎，冬天又冻得难受。没有人愿意干，队长只好强迫命令五类分子上山看守。他在山上一住就是几年，“秋发爹”每晚拿着一个破脸盆，用力敲响赶野猪，并大声地喊“死猪快走，不走挨枪子！”

第四年底，他拿着破脸盆前去找队长，说：“队长，你另外找人去看守一段时间吧，那些野猪听惯了我的声音，怎么喊也不走，躲在甘蔗地里糟蹋甘蔗。”队长以为他说怪话，报给大队书记，又把他批斗了一顿。

更惨的是有一年，生产队的饲养员赶牛归家时，忘了把一头母牛赶回来。不知道被谁发现，在野外偷杀了。肉都被割走了，只剩下一张皮和一个骨架子。第二天他路过那里，不但不报告大队干部，反而去割剩下在骨头上的零星牛肉，拿回家去煮来吃。被发现后，大队干部认为他是偷牛贼的同谋者，把他捆到大队部，要他坦白交代主谋和同谋。

他当然无法交代出谁是主谋，谁是同谋。大队干部以为他顽固到底，将他送到公社。当时人们虽然很穷，但偷东西的人并不像现在这么多。有人说：“其实，那时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值得偷”。当然，那时东西是不多，也不是没有东西可以偷，那时窃贼少，人的思想单纯，治安管理好是主要原因。偷牛是大案，他不坦白交代，加上他是五类分子，随时可以抓，公社就将他送到县公安局。

那时法制不如现在健全，挨打是难免的。好在他挨打惯了，始终口供如一，不承认牛是他偷杀的。被关了半年，查无实据，本人不承认，只好将他放了。回来时，头发、胡子又白又长，只剩下半条命了。村民们以为他这次真的要完了，谁知道他是“蜈蜞命”（蚂蟥本地人称为“蜈蜞”），还是让他活下来，一直到改革开放，还分到一份责任制田。

    由于家庭被评为富农，那时部队对家庭出身问题非常讲究，黄宗霖只好转业当教师。他先是回村里小学当教师，当了我的启蒙老师。后来又到赖元村小学、黄流镇高级小学、佛罗中心小学、三平公社中学当教师。虽然当教师比不上当军官，但他在村里是够威风的了。他当时穿着退伍军官服，头发打蜡梳得贼亮，连满脸的麻子也放光。脚上穿着军皮鞋，擦得光亮，踏在红砖块铺成的地板上，“呱呱”的响。他的同姓堂嫂“大利母”说：“宗霖，这双军皮鞋踏得真响。”他高兴地说：“昨天掉了几支鞋钉，否则更响。”他在村里创下了几个“第一”：全村第一个领国家工资，第一个当官，第一个载手表，第一个骑单车，第一个去过广州，……如果不是又出事故造成他转行，一直当教师至退休，他每月的退休金也有一千多元，由于转到粮食部门，退休金开始才一百多元。这是他一直愤愤不平的原因之一。

    俗话说：“运气不好时，躺在鱼梁上也被‘蜈蜞’咬。”鱼梁是瓦房中厅的中梁，“蜈蜞”是蚂蟥的俗名。一九六一年，黄宗霖在三平公社中学任教。暑假他从三平公社中学返家，回到黄流公社中心小学，他进厕所去小便。厕所里张贴了许多“反动标语”，有“打倒毛主席！”、“打倒共产党！”等。当时人们有一种怪的观念，对党不满，对社会不满就写“反动标语”。政府对这些泄愤的所谓“反动标语”也看得很重，一经发现，如临大敌，限期破案。黄宗霖因为路过现场，加上出身不好，满脸麻子又好认，马上被公安部门抓起来，押上一部装石灰到县城的汽车，送进公安局看守所。那时法制不太健全，他挨了打。关押四十六天后，写“反动标语”的人重新作案被抓，他才被放了出来。原来写“反动标语”的人是黄流公社佛老村人陈关尧写的。陈关尧被抓以后，才为他洗刷了罪名。

把他放出来时，只是说误抓，一句好话也不说。后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经过多次告状，公安部门才宣布给他平反，并补发在扣押期间的一个多月工资。拿到乐东县公安局的平反通知书那天，他从佛罗公社走回村里，一路出示乐东县公安局的平反通知书，让人观看，并大声说：“我是被抓错，平反了！”当晚，县电影放映队到村里放电影，他要大队书记利用电影队的广播宣读了乐东县公安局对他的平反通知书，并鸣放鞭炮。不少人描述他当时的动作和情景，当作开玩笑。其实，就不理解他当时的心情。

文化革命开始不久，他就要求调到粮食部门，在乐东县九所公社粮所当农村干事。他长得高大威武，对不正之风疾恶如仇，刚到粮所，对一些开后门的歪风看不怪，大声叱责。事后，有位同事说：“黄宗霖刚来时，开口就骂，他人又高大，不知他的官职大小，大家都很害怕。后来知道这个麻子只是个干事，才不怕了。”当时，当教师是最受气的，无权无势，最没面子的。不少人宁愿去当供销社售货员，食品站的“杀猪爹”，粮所的售米面者，也不愿意当教师。黄老师选择到粮所工作，就是受了当时风气的影响。

黄宗霖到粮食管理所工作后，生活条件有了好转。他恋爱多年，还是婚姻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直至不惑之年的一九六九年才结婚，娶了“抱本母”（妻子是黄流公社抱本村人）后，将他带到粮所做临时工。粮所里有米糠供应，仓库里有“地脚米”可以扫来煮饭或喂猪，每年有几头猪出售，生活上过得去。那时，大家都很穷，黄老师自己过得好，不忘乡亲们。当时，九所镇是交通要道，来往的人比较多。去县城乐东的，去三亚市的，上长茅水利工地的，不少乡亲路过九所公社，都去扰他一餐饭吃。有时多达三、四十人，他同样接待，虽然没有什么好菜，但干饭管够。村里人都一致赞扬他肯帮乡亲。

后来，他调回佛罗公社粮所，同样肯帮助乡亲，受到称赞。后来，他们夫妻、女儿、女婿一家四口均在粮食部门就业。随着粮食市场的放开，粮食部门失去了当年的光彩，妻子、女儿、女婿下岗，他办了退休以后，生活遇到危机。他每月一百多元的退休金（当时尚未由保障局发）由粮所发，时有时无，有时连吃喜酒的“红包”钱也没有。

本来，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革命（一九四九年八月正式入伍），符合离休条件。阴差阳错，在换发转业证书时，有关部门将入伍时间只填上一九四九年，未填月份，无法办离休。从那以后的十多年间，他经过三十多位老战友证明，上诉近百次，花了不少钱，均无法办到离休证。他和我师生关系非常好，我亲自为他修改上诉信都不下十次，后来我都劝他不要上访了，看来没有什么希望了。

黄老师是一个聪明人，因为生活所迫，他只好学为村民盖房贺大梁，为死人念悼词，得到微薄的收入，补充家庭开支。他声音洪亮，贺词自成风格，乐东县、三亚市、东方市、五指山市等五、六个县市认识他的人，都请他去贺礼。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退休以后，他见义勇为，先后亲手抓了二十多个小偷和抢劫者，被评为海南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立二等功。先进事迹先后七次刊登在《海南日报》、《海南法制报》、《海南公安报》上。

人无完人。黄老师有个自吹的毛病，人们不理解他，嘲笑或瞧不起他。作为一个老革命同志，受到枉屈，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平则鸣，经常说些自己的经历或优点，我认为是正常的。他的心肠好，爱惜读书人。他听说我大儿子杨武学习成绩不错，经常鼓励他，送红包给他。为人正直、正派，从不作对他人不利的事。

在他父亲和继母还活着时，他对我说：“生龙，我家五十年内没有死人，全家四代同堂，应是新坡村第一家。”我同意他的看法，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他家口大，有四兄弟，四代同堂，五十年内一家没有死过人，的确不容易。我也知道，没有多少人同意我的看法，他无权无势无钱，他又没有当大官、大款的儿子或侄子，他那能自己妄称“第一家”。当今之世界，“有钱人说话锐耳，无钱人说话吵人耳。”这是黄老师说话无人听的原因之一，如果他有万贯家财，或者儿子当大官，有钱有势，那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当官会过期，有钱会花光，只有那忠诚和正直才是传家之宝。黄老师最近得了一个男孙子，他大喜过望。又加上最近党关心老革命同志，查清他是军管连级干部，给他增加了退休金。他心情舒畅，注意身体健康，争取长寿。                        2005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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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延才

“有钱人说话锐耳，无钱人说话吵人耳。”这是黄老师说话无人听的原因之一……作者用行云流水般文字娓娓道来，刻画出了栩栩如生的人物。